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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金文
[ 录入者:章草 | 时间:2010-01-08 12:56:11 | 作者:欧阳中石 | 来源: | 浏览:2996次 ]
    公元前770年,犬戎陷镐京,杀幽王,西周灭亡;晋、郑等诸侯护送平王东迁,都于雏邑(今河南洛阳市),史称“东周”,周王室由此衰落,中国历史进入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一公元前476年)和列国割据兼并的战目时代(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
    伴随这一历史大变动,文字的应用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容庚说:“铭文的特征是文字图案化,装饰代替了书史性质”、“一般的共同趋势是简化”。不过,他的概括并不全面。
    从艺术风格的角度看,这时期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地域风格的逐步增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是向小篆方向演变;二是在一些诸侯国里出现了文字装饰化的倾向。同时,在战乱频仍的情况下,文字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展,为适应其需要,产生了明显的文字简化趋向,并进而导向了隶变。这两大变化,构成了春秋战国书法的基本发展线索。此外,在春秋早期,典型的西周大篆风格仍有所延续,构成春秋战国书法的第三条发展线索。我们可以简约地把它们称作:西周大篆风格的延伸、地域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小篆化和装饰化)、隶变。典型西周大篆风格的延续主要存在于金文中,隶变主要发生在简牍书中,只有地域化是金文、简牍中共同存在的。
    1.典型西周大篆风格的延续
  西周大篆风格的延伸主要存在于春秋时期。社会的变迁并不立即带来文字书写习惯的改变,因而,在许多诸侯国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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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楚国为主的南土系铭文,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笔画匀称爽利、多曲少宣、婉转柔韧、富有弹性,结构横画往往倾斜、富于动感,与楚地的日常应用体如《楚帛书》、简牍上的文字极类似。其典型作品是战国晚期的《楚王舀悍鼎铭》、《楚鄂陵君鉴铭》及曾国的《曾侯乙墓石磐铭文》等。
    一类竖画极意伸展、横画尽力靠近且力求平行,有时纵向的弧形笔回左右张开呈对称形,结体极为修长,已经不合文字的一般比例。整体看来,是一种富有装饰性质的近于图案化的作法。其典型作品有:蔡国的《蔡侯申盘铭》、《蔡侯朱缶铭》、《蔡大师照鼎铭》,吴国的《吴壬鼎铭》、《臧孙钟铭》,越国的《者仍钟铭》、《姑蹬勾矅铭》,曾国的《曾侯乙墓编钟铭文》,徐国的《庚儿鼎铭》、《徐驹君之孙缶铭》,楚国的《王孙遗者钟铭》、《楚王菌章縛铭》、《王子申盏铭》、《王子午鼎铭文》。
    一类笔画往往故作盘曲蜿蜒、结构也是极力纵长,并在笔画或字内饰以鸟虫形,看起来几乎已经是一种装饰图案。其典型作品有:越国的《越王勾践剑铭》、《越王朱句剑铭》,蔡国的《蔡公子果戈铭》、《蔡侯产剑铭》,楚国的(《王子午鼎铭》、《楚王自璋戈铭》、《楚王国肯盘铭》(此铭文字,容庚引唐韦续《五十六种书》语,判断为“蚊脚书”)等。
    对南土系的这后两种风格,应该如何看待呢?郭沫若认为:“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值得注意的是,他严用的概念是“效用与花纹同”和“以文字为艺术品”,这恐怕不能与书法画等号。的确,这类文字倾向于装饰、图案化,从形式处理的类型上说,与西方文字的装饰化接近,走的是工艺的道路,没有发挥汉字本身的艺术素质,为书法艺术所反对。书法艺术通过笔画、结构本身的丰富性、多变性来表达一种特殊的意味,而不通过图案、装饰来反映什么。
    但还可以深入一步讨论的是,为什么在篆书的发展末期会出现这种文字处理方法?我们认为,这与篆书字体本身有关系。篆书字体的形式不断提炼、发展的过程,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平行、等分、对称等形式规律的不断强调的过程,而这些规律,在工艺美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而部分篆书走工艺化、装饰化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条道路,是违反文字的应用性质的,因此,它的使用范围相当狭窄。容庚说:“然而,铭文作为图案化,讲究装饰的,究竟是例外。”在分析乌书时,又说:“鸟书见于兵器的尚多,彝器只有一个《越王钟》。”说明了它的局限性。在中国文字史上,这种处理方式只是县花一现,并没有获得足够的生命力,更没有成为书法艺术的一个方向。因此,我们以为,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说,不宜对这类文字给予过高的估价。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完全否定它的价值。部分图案化、装饰化程度稍弱的作品,例如南土系的第二类以及前文说到的东土系中受南土系风格影响的一些作品(中山王墓出土青铜器铭文),如果善加调理,有可能成为书法艺术的一种可有的风格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南土系的作品中,有部分作品也有小篆化的倾向。员典型的是《鄂君启铜节》,为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制于楚怀王六年(公元前299年)。呈竹节形,中有一竹节棱纹,镂刻八条阴文直线,文字采用错金方法制成,笔画圆劲均匀,结体严谨工致,虽然具体的字形与小篆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形式处理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西土系(主要是案国)。秦为赢性部族,先世居西戎之间,周王室东迁后,尽有其西部疆土,受用封诸侯。由于居周人故地,受用文化影响甚深。其金文承西周传统,变异较慢,主要发展方向是进一步规范大篆的写法,逐渐形成笔画均匀、结构整饬的小篆,在战国末年基本定型。小篆结构大体呈长方形,比例协调适中,笔画多取横平竖直排列,讲究对称、等分,具有严密的程式,是篆书字体中运用这些形式规律最为充分的字体。其代表作品有:《秦公傅铭》、《秦公簠铭》、《秦公钟铭》、《商鞅方升铭》等,战国晚期的秦虎符,尤其是(阳陵虎符》,是小篆成熟的标志。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的金文,恰如这一时代的政治、军事一样纷繁复杂,但是透过表面的这种复杂状况,我们还是可以找出其中有历史共同性的一条发展线索——这就是规范化。在三个系统中,西土一系,主要是这条道路;而东土、南土两系,也出现了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作品。虽然三系之间的文字形体差异很大,但在这条道路上的作品,却在形式上体现出一定的共同点,这就是笔画的均匀化、结构的合理化。这是文字的应用特性所规定的.也是人们不断进行形式探索的结果。文字的规范化,是文字在应用中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对文字进行美化时的一种道路。不妨这么说,假使不是秦统一了中国,而是其它六国之一统一了中国,也必然会出现一种形式上类似小篆的篆书体,作为规范的文字体式。
    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文字的应用性在这一时期还带来了另一种变化,这就是文字的俗化。裘锡圭先生说:“春秋战国之交,旧的贵族阶级逐渐为新兴剥削阶级所取代,文字开始扩散到民间。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迅速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使用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文字形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俗体字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到青铜器铭文。在前举各个例子之外,我们还发现了这类受到俗体字影响的作品,如河南泌阳官庄出土的《平安君鼎》盖铭、秦国的《大良造镦》、《高奴权》等的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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