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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和西周金文
[ 录入者:章草 | 时间:2010-01-08 11:36:09 | 作者:欧阳中石 | 来源: | 浏览:2838次 ]
    金文与甲骨文比较,从成字的物质条件来说,有了极大的提高。中国约在4000年前就已经使用铜器,到商代时,发现冶炼青铜的方法,从而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器。据郭沫若的划分,中国青铜器的发展约可分五大阶段:滥觞期(大概在夏商时期)、鼎盛期(殷商后期及西周成、康、昭、穆诸世)、衰败期(自西周恭王至春秋中叶)、中兴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衰落期(战国末年以后)。而在青铜器发展史上属于颓败期的西周晚期至战国中叶,其铭文虽然“多夺落重复”、“渐疏散而多以任意出之”,但艺术性并不见得低下。因而可以说,从殷商后期至战国,是我国青铜器铭文的盛行时期。
    青铜古称“金”,因而所谓“金文”,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钟鼎文”,因为有铭器物主要是两大类;食器和乐器,食器以鼎为大,乐器以钟为大。这种器物又称“彝器”,铭文凹下去的称“款”,凸出来称“识”,故金文又称“彝器款识”。一般把商周金文归于大篆的范畴。历史上曾经认为,周宣王史籀创造了一种字体,称“籀文”,现在通常认为即是金文,但并非史籀所作。
    青铜器物的铸造过程是颇为复杂的,专家研究认为,最少有两个步骤:制范和铸器。范用沙土制成,在范内浇上铜水,凝固后去范。青铜器上的花纹、铭文,主要在制范过程中完成(春秋战国以后,铭文也有采用刻契方法制成的)。由于范是沙土质地,毛笔书写的痕迹可以较为真实地保留下来,对字迹进行修整的可能性也较大,因此可以比较主动地控制其最终效果。但在铸的时候,铜水在范中的流注、凝固过程,也可能形成一些意外的效果——比如尖角的泯灭、笔画起收处的涨满。这些因素,使得金文的形式与甲骨文相比,逐渐拉开了距离。
    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有一个发展过程。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将它分为四个阶段:一、“铭文之起,仅在自名,自勒其私人之名或图记以示其所有”;二、“此阶段之彝器与竹帛同科,直古人之书史矣”;三、“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四、晚周后“铭辞之书史性质与文饰性质俱失,复返于粗略之自名,或委之于工匠之手而成为‘物勒工名”。容庚则是这样划分的:“一、无铭的阶段,二、图形文字和祖宗名的记载阶段,三、章句赂式阶段,四、章句结构完整阶段。字体由繁复的变为简单,具体的变为抽象。”
    青铜器铭文产生于商代早期,多是器主的标识、族徽、祖先名字等,如“戈”、“亚羌”、“妇好”等,是器主的族微或名字;“祖甲”、“父乙”等,是先人的名字,表明此器是用来祭奠此先人的;“咸,父乙”等,则是两者兼有。一般只有两三个字,象形程度较高,有的甚至接近于写实绘画。这大约就是容庚所说的“图形文字和祖宗名”,受早期图画的影内甚深。尽管如此,它的形式仍然与早期甲骨文有相通之处。
    商代末期,许多器物的铭文字效仍不多,如《司母戊鼎铭》、《司母辛鼎铭),但文字作风有变化,司母戊鼎铭笔划起收呈尖形,直笔多,类似甲骨文,而比较肥大,加上字形较大,结构也取纵势,看起来雄壮挥厚。从文字的角度讲,它们与甲骨文并无本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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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晚期,包括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公元前885年-公元前771年)。这一时期一方面是青铜器铭文发展的高峰,另一方面,似乎也已经显示出分化的迹象。从前看看,字体整饬精严,向小篆演进的趋势更加显著。如宣王时《毛公鼎铭》,宏篇巨制,笔划工谨厚重,结构密丽庄严,气势雄挥博大。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铭》,笔划纵向舒展,转折处圆劲,注意笔划之间的平行、等分关系,结体修长,上密下舒;章法散朗;全篇看去优雅清疏。由此而向小篆递进,顾理成章。从后者看,厉王时《散氏盘铭》,笔划一改典型金文的横平竖垂、匀稳工正,代之以欹侧斜正、粗细不一;字形取方扁之形,而且右肩似乎稍向下垂,与其它作品的长方或近方、端正稳重的体势不同,在金文中可谓别具一格。这种作风出现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联系西周晚期的社会状况,不难发现,这种分化的趋势,应当是地域文化力量上升的必然反映。这三件作品,加上第一期的《大盂鼎》,在清代受到极大重视,有“四大国宝”的美誉。此外的代表作品还有:夷王时《多友鼎铭》、宣王时《颂鼎铭》等。
    总体看来,青铜器铭文的书写、铸造,不仅仅是为表达文字的内容,同时也反映了人们书写、铸造文字时的审美意识。例如笔画的圆转、方折、粗细、刚柔、曲直的变化,结构的安排,字、行的排列,以及均衡、对称、疏密等形式规律的运用,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当时书写者的匠心,艺术性比甲骨文又有进一步的提高和丰富。
    西周中、晚期的作品,在笔划、结构和章法上的处理,圆熟自如,能够充分利用工具和铸造方法的特长来发挥创造性,使文字的形式独具—种凝铸效果,端严肃穆、气息高浑,令人观之而有加入庙堂、如对至尊的敬畏感,然而却又有慈霭温婉、如沐春风的亲切感,通常认为,这应该是所谓“大篆”的特有气息。这种气息是非常可贵的,在后世书法家那里产生了很强烈的共鸣,成为后来者孜致以求的一种境界。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作品,也因此校认为是西周金文的鼎盛之作,学习大篆的典范。
    此外,还要加以说明的是,商和西局时代还有其它记录文字的载体,《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考古尚未发现这样的典册。不过,却有其它文字资料,如玉片朱书“柬于丁”、陶片墨书“祀”字、《妇好墓石磐刻)等。由于考古所见有限,我们还不能对这些作品进行系统的分析,但应该指出,它们保存了商和西周文字的其它面貌,说明甲骨文和金文不是当时的文字书写的唯一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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