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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松跋《杨範墓志》原石拓本
[ 录入者:山寨书法 | 时间:2009-02-18 14:20:39 | 作者: | 来源: | 浏览:3566次 ]
《杨範墓志》是尺寸最小的北魏墓志之一,刻于永平四年(五一一),凡十三行,行九宇,字体为真书,但略带隶意,书刻甚精。据民国时编的《陕西通志》(《金石志》),此志出土于华阴县。但有关它的记载不多,而且直到九十年代初,还没有任何有关此志出土年代的记载。至于原石是否尚存人间,各记载或避而不谈,或说法不一,悬而末决。

  清末民初人方若的《校碑随笔》著录此志仅聊聊十余字:

  正书,十三行,行九字。原石不明所在,末见著录。

  方氏可能是最早著录此志的,但他连出土地点都未记,可见对此志情况知之甚少。他称“原石不明所在”,这和后人说法不同,值得注意。八十年代初,王壮宏先生的《增补校碑随笔》对方氏说作了补充:

  志出华阴,曾归华阴段氏。见重刻本,七八行之间有断痕。

  王氏所称“华阴段氏”,指段仲嘉。但他也没有谈到出土年代。一九九二年,已故金石鉴定家马子云的《石刻见闻录》出版,他对此志的记述详细多了:

正书,十三行,行九字,水平四年十一月。为陕西西安翰墨堂段仲嘉所藏,六四年尚在其子绍嘉手中。此志为清宣统二年(一九一O)陕西华阴县出土,出土后即为段氏秘藏,故《校 碑随笔》已云“不明所在”。志长六寸许,宽尺许,是北魏小志中较佳者。翻本字较小。


  有关《杨範墓志》的出土地点、年代及流传、翻刻情况,目前所知道的主要也就是上述三种记载,但都有补充、纠正的必要。

  首先,王、马二氏所称“七八行之间有断痕”、“字较小”的翻刻,实际指的是同一种翻刻,但都未指出它的最大特征,即它的尺寸比原石小。此志有界格,按界格外框计算,原石约18×24厘米,翻本则约15×21厘米,所以实为缩刻本,很容易辨认。

  其次尤其重要的,是此志的翻刻并非如目前所知仅上述一种缩刻本。还有一种与原石尺寸、字体极相近的翻刻,一直被认作原石流传至今。一九九八年,上海图书馆在抢救历史文献中发现一纸《杨範墓志》整幅拓片,纸墨均旧。取与《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所印拓片相比,尽管二本字体极相似,细比则发现一处明显差别。志文第七行“窆于里焉”的“焉”字,上图本下面第三、四两点仅笔锋处微连,仍是二个独立的点。北图本则此二点已完全融为一体,象是一个横卧的数字“3”。由此可以断定,此二本非拓自同一石。北图本“焉”字点划失形,乃模仿刻制时失误,显然是翻本。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所收此志拓片的特征与北图本同,也是翻本。

  上图本有墨笔手跋三行,全文如下:

魏景明四年改为正始,至(正始)四年又改为永乎,国政紊乱可见一般。此墓志仅存上石,下一石已快。咸丰五年四月十九。叔盖。(下有“叔盖”印)


  叔盖是钱松的宇,他是浙江钱塘人,工画及篆隶,清咸丰十年英美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钱氏全家自尽。假如照马子云所说此志出土于宣统二年(一九一O),钱氏怎能在咸丰五年(一八五五)看到拓本?如果说钱跋是伪照的,那更不合情理。从来作伪者的手段都是仿真,此志如果真出士于宣统二年,那么伪造一个距出士五十年前已去世的人写的题跋是毫无意义的。再说从跋文的内容、笔迹、印章看,也找不出疑点。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此志的出士年代远在宣统二年之前。

  由于发现了钱松跋本,可以对《杨範墓志》作如下补充说明:

  一、此志至少在咸丰五年已出土,而不是宣统二年。

  二、方若在《校碑随笔》中称原石不明所在,是可信的。正因为原石早已佚失,所以有一种可以乱真的翻刻一直被认作原石流传,赵万里本、北图本即是。

  三、马子云称宣统二年“出土”后即为段氏“秘藏”的志石,显然不是原石,应该就是后来流行的翻刻。

  四、钱松的跋是目前发现有关此志的最早记载,他称此志有上下二石,而下石已佚,未经第二人道及。此志全文仅一百零六字,最后一句“夫人河南侯氏”的“氏”字正好刻满最后一个界格,因文句完整,没有引起人们怀疑是否还有下文。但全文确实给人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而且少了按墓志铭贯例应有的铭词。所以钱说缺下石当有根据,可惜详情已不得而知了。

  《杨範墓志》的印本,迄今只有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本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本二种,属同一种翻刻,而此志的出士年代又有误说。现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钱松跋的原石拓本,以上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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