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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美探讨的深化与意象品评的高峰——萧衍、陶弘景、袁昂君臣论书
[ 录入者:章草 | 时间:2010-01-06 15:42:16 | 作者:王世征主编 | 来源: | 浏览:3051次 ]
    至南梁,由梁武帝萧衍与其臣僚陶弘景、袁昂等就当时书风的引导、钟繇、二王的历史地位及前代著名书家的品鉴问题,或著专论,或相互启答,或共同斟酌,写下多篇书论文章,极南朝书论一时之盛。
    萧衍(464—549),即梁武帝,为南朝梁创建者,博学能文,重儒立学,又好佛学,通音律,精书法。
    陶弘景(456一536),曾仕齐,梁时隐居,萧衍早年与之游,称帝后书问不绝,时人称“山中宰相”。通历算、地理、医药,并工草隶,行书尤妙,著名摩崖石刻《瘗鹤铭》传为陶氏所书。
    袁昂(461—540),曾仕齐,萧衍任为吏部尚书、尚书令,擅长书画。
    萧衍书沦有《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答陶弘景论书》前后四篇、《古今书人优劣评》、《草书状》。陶弘景撰有《上梁武帝论书启》前后万篇。袁昂撰有《古今书评》。以上书论,以《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上梁武帝论书启》第四篇、《答陶弘景论书》第二篇、《古今书评》与《古今书人优劣评》等几篇价值最大。
    先看《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萧氏在文中归结了钟繇书作中的十二种意趣,即“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并一一作了阐释。对于这些提法,唐代张旭与颜真卿有专文研讨,即《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两位大师的阐发可资参考。这“十二意”大致两两相对,“平”与“直”、“锋”与“力”、“轻”与“决”,大体指点画;“均”与“密”、“补”与“损”、“巧”与“称”,大体指结体。其中“平”与“直”即横平竖直,为楷书的两个主要笔因的形态美基本要求,也是形成楷书作为静态字体具有的端庄美的支柱。“锋”与“力”,分别指出锋的点画末端须劲健与各点画形体须有骨力。“轻”与“决”,分别指点画转角处须轻盈圆转与撇、捺等点画须刚断爽利。“均”与“密”,指结体的疏与密,即后世所谓“疏能走马,密不容光”。“补”与“损”,分别指结体的茂密与简洁。“巧”与“称”,分别指结体乃至全篇的生动、变化与匀街、协调。总起来看,萧氏总结了钟书中点画与结体美的规范,要点是要体现点画的阳刚及阴柔之美与结体的生动与协调之美。其中特别是“巧”与“称”,即生动与协调,实际接触到书法艺术形式美的总则,这一点为唐代孙过庭提炼为“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应该说,萧氏对一代今文书法宗师“笔意”的挖掘虽简括、粗略,还是有一定美学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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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氏之论虽过偏激,然却无形中提高了王羲之的地位(钟氏高于大王之说,除了萧氏的臣子萧于云辈诚惶诚恐,表示“始变子敬,全法元常”之外,后人并不认同),而压低了王献之的地位。正如明代王世贞所说:“宋齐之间,右军几为大令所掩。梁氏一评,右军复伸;唐文(即李世民)再评,大令大损。”(《艺苑卮言附录》)萧氏“子敬不迨逸少,犹逸少不迨元常”之说,最终开启了唐初尊羲抑献之先河,这是萧氏始料不及的。
    萧衍君臣论书的又一突出之处,是把意象品评的方式推向了高峰。表现在袁昂的《古今书评》与萧氏的《古今书人优劣评》两篇书评之中。
    中国古代书论发展到南北朝时期,研讨的重点由东晋重视“意”的追求,转向了对书家的品评。汁北朝有王愔的《古今文字志》,其具体评述文字早已逸失不传,现只剩下所著录由秦汉至东晋的书家117人姓名。南朝有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扼要述评秦至东晋书家69人。虞和《论书表》虽主要在记述前代书迹收集、整理的情况,其中也对钟、张、二王作了“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的评定,且记叙了许多二王逸事。王僧虔《论书》则评述了自东汉至刘宋书家约40人。萧衍之后,亦有梁庾肩吾《书品》,按三品九等,评定自东汉至南梁书家123人。而最有特色的,当属萧衍与袁昂的两篇书评。袁氏《古今书评》中明吉是“奉”萧衍之“敕”评鉴历代书家之作,其中评自秦李斯至当时的陶弘景等书家25人,后又补评钟陈及孔琳之、萧子良、范哗、萧思话、薄绍之等南朝书家6人。而萧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则在基本保留意评的基础上,对书家作了增减(共评32人),并对一些书家的评语做了修订。其中所评人选的重要变更,是去掉厂擅长古文字体的书家李斯及曹喜、邯郸淳等,而把钟朗列入所评正选,且排在第一。评语的重要修正,在于把原来萧思话的评语“走笔连绵,字势屈(按:当作‘倔’)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改成“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作为王羲之的评语,而据弃了原来对王氏“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的泛泛评定,并把王氏排在第二。对王献之,则在原评语“如河、洛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个别字有改动)前面,加上“绝众超群,无人可拟”两句。这样就比定评突出了钟繇、二王的崇高地位,并修正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的偏颇。总体来看,萧评比袁评更精确,使重点人物更突出,而袁评也为萧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萧评实为君臣二人合作。
    两篇书评的最大特色在于很少南朝书评中切实的记述与理性的分析,文中像“钟会书,字十二种意,意外殊妙,实亦多奇”,“邯郸淳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王彬之书放纵快利,笔逆流便”,“范怀约真书有力,而草、行无功,放知简腰非易”之类,只占少数(袁评中占七分之—),大多数只作品藻式的意象比况。其中以自然景物比况的如:
    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
    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
    师宜官书如鹏翔未息,翩翩而自逝。
    薄绍之书如尤游在霄,缱绻可爱。
    萧子云书如上林春花,远近瞻望,无处不发。
    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
    而更多的是人格精神的意象比况,如:
    张芝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
    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
    萧思话书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
    王僧虔书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皆有一种风流气骨。
    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状虽未成长,而骨体甚峭快。
    徐淮南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尚风轨,殊不卑寒。
    袁崧书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
    王仪同书如晋安帝,非不处尊位,而都无神明。
    殷钧书如高丽使人,抗浪甚有意气,滋韵终乏精味。
    曹喜书如经论道人,言不可绝。
    梁鹄书如太祖忘寝,观之丧目。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人格精神意象比况在两文的意象比况中占据多数:袁评25条中有15条,萧评21条中有12条,均多于自然景物的意象比况。
    关于意象比况,我们在介绍崔瑗《草书势》以及西晋众多书势著述时谈到过。作为中国书法鉴赏的重要方式,意象比况主要用来形容各种书体(主要是今文书体)的各种形态美,而且所用的喻体一般是借用生动的自然物象。而南梁萧、袁的意象比况,主要是用来描绘、概括某一书家书作的总体风格。书法作品是由外在的“形质”与内涵的“神采”两方面构成,书法艺术的风格就是一个书家的作品“形质”与“神采”总体风貌的显现。“书为心画”,“字如其人”,书法艺术风格每每与书家独特的个性精神相一致,从而成为其人格精神的独特艺术体现。因此,用自然物象比况来品评某一书家的艺术风格,虽与形容某一书体美的手法相同,然而却明显高出了一个层次。它不再是枝节地、外在地描绘某一书体局部的形态美,而是概括地比况这一书家书作由“形质”到“神采”的总体美。这要求评鉴者对这一总体美有淮确的宏观把握,并通过自身敏锐的审美接受而生发出与之相应的美好而贴切的意象联想,再用极精练而形象的语言把它概括出来,从而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比如萧衍评王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以飞越天门的生龙与卧于凤阙的活虎,来形容王书既隽逸生动,出神入化,而又骨力雄强,力屈万夫,以表现萧氏对王书“雄逸”的总体风格的理解,对我们就很有启发。而这“雄逸”也正是王氏高卓的人格精神的艺术体现。元代郝经说:“羲之正直有识鉴,风度高远,观其遗殷浩及道于诸人书,不附桓温,自放山水间,与物无竞,江左高人胜士鲜能及之,故其书法韵胜遒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风绝迹,邈不可及。”(《陵川集》)看来,萧氏的“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不仅可响其书,也是其人格精神的象征。
    中国古代书法评论中的意象比况,究其根源,当是来自《诗经》的比、兴,而南梁时期以自然物象品评书家风格,则明显是受汉魏以来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人物品评风尚,特别是东晋品藻人物风尚的影响。我们看看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篇》几段人物品藻记载: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极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
    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以萧、袁二评中的自然物象比况与这类《世说新语》式的品藻对照,何其相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最后一条对王羲之人格精神的品藻,竟与南梁人士对其书风的品评如出一辙,因而程炎震在此条下注云:“晋书《王羲之传》论者称其笔势是也。”从中可以看出书家人格精神与书法艺术风格的一致性,也可以知道东晋人物品藻对南梁书法意象比况品评的巨大影响。
    然而萧、袁二人的高明,还不只是运用意象比况模式评定各家书风,而是在于首次以人格精神这一最高的意象比况来比较、品评各家书风,从而使意象比况达到了高峰。
    所谓“人格精神意象比况”,即借用的喻体不是自然景物,而是具有不问身份、层次因而有着类型不同、优劣互差的人格精神的“人”及其动态。如谢家子弟、河洛少年、大家妈、南冈士大夫、贵胃、帝王、新亭伧父、吴兴小儿、深山道土、经论道人、美女、仙人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人物皆是某一阶层的典型,均各有特定的精神、气质,用来形容、比附某一书家书作的总体精神风采,比之自然物象更为贴切、形象而传神。且各色人物不仅精神气质独特,更有层次高低之分,读者可以领悟其书作气格的高下,故这种品评,既是“评”,而更有“品”其高低的作用。如评羊欣书“如大家脾作夫人”,考察前人对羊书的评价,唐张怀瓘《书断》载:“谢综亦善书,不重敬元(羊欣字),亦惮之,云力少媚好。”张氏虽赞羊欣“师资大令,……若亲承妙旨,入于室者,惟独此公”,但也说,他与献之比,  “亦犹额回与夫子”,且说“今大令书中风神怯者,往往是羊(书)也”。萧、袁把他比作大家族的婢妾抬作夫人,即言其书虽亦媚好,然终怯弱而乏骨力,而不堪献之“夫人”的位置。此中既“评”出了羊书的优短,也“品”出了其与献之之高低。又如萧评萧思话书“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察王僧虔《论书》云:“萧思话全法羊欣,风流趣好(按;《书断》引作“媚态”),殆当不减,而笔力恨弱。”唐窦泉《述书赋》评为:“思话绵密,缓步娉婷。任情工隶,师羊过青(按;言师法羊欣而青出于蓝)。似克鸥雁鹜,游戏沙汀”。萧氏“舞女”、“仙人”之喻,即表现了超过了乃师的流美风致与浪漫气息。(袁氏评萧思话为“字势屈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显然失当,萧氏改动,足见高明与严谨。)而“舞女”、  “仙人”的人格比况比之窦氏“尧鸥雁鹜”的物象比况,显得更富神韵而精彩。
    人格精神意象比况是最高级的意象比况,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品评方式,其所以为书法鉴赏家看重,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美学员重视艺术家人格精神的体现,而作为华夏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书法艺术,其总体追求正在于体现书家各不相同的人格精神。所谓“神采”,就是书家精神品格的笔墨体现。在鉴赏家眼里,书法艺术的最高审美境界,就是作品中展现的书家精神境界。所谓“心学”,就是说书法是展现书家精神境界美的艺术。因而,最具直观、凝练、隽永、传神持点的人格精神比况,就成了鉴赏书法艺术风格的最具特色的手段。我们看清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碑第十八》中的“《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晖福寺》宽博若贤达之德。《爨宝子》端朴若古佛之容……”就可以看出这种人格精神意象比况方式之生命力的强大与长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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