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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道德、学养与艺术的统一——黄庭坚的书论
[ 录入者:结之谜印 | 时间:2010-01-06 13:07:34 | 作者:王世征主编 | 来源: | 浏览:2879次 ]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宋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历官集贤校理、著作郎、涪州别驾、吏部员外郎等。庭坚为北宋著名“江西诗派”领袖,与苏轼齐名,两入私交极厚,艺术上相互激励,政治上同声相求。不幸亦为奸佞所忌,一生蹇蹇。书法诸体兼工,行书、草书尤自出新意。有大量书论传世,辑为《山谷题跋》,为书法理论史研究重要史料。
    我们读《山谷文集》,除了对他一生的诗、文、书法杰出成就十分感佩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在黄庭坚的诗文或题跋中,字里行间经常闪耀出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正直、坚强、独立不羁的人格精神。如黄庭坚虽然一生颠沛流离,经常处在饥寒交迫中,但一生的信念、追求从来不为此稍减。如《书药说遗族弟友谅》说“老夫往在江南,贫甚,有于日中而空既无米炊时,尝念贫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与语,唯作药肆不饥寒之术也。”(《豫章集》二十五)但是他在与朋友交往中却仍时时不忘以人格名节相砥励。如他告诫年轻朋友,“养心欲诚,择术欲精,自知欲明,责人欲轻”(《题王子钩深衣带铭》)。对年长的朋友,则以“贫不能畏,贱不能忧,以身行道,如水于舟”(《题洪龟父深衣带铭》)相勉。《写真自赞六首》中,他自况是“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这确实反映了他一生追求理想、百折不挠的高尚的人格精神。
    黄庭坚一生执着地追求、贯彻自己的人生理念,他把艺术视为磨砺人生境界的一种方式,因而把自己的人生哲学也引入艺术,提出了渗透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精神的“书德”、“韵胜”等理论,对宋以后书法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学书首重学养品格
    苏轼从艺术创作内在联系的角度,提出了书品与人品的关系问题,认为人品高下对书法的境界有重要影响。黄庭坚则认艺术家的社会角色角度,直接提出了书法家的学养、道德境界问题。他认为,作为社会的中坚阶层,“士”应该有高于世俗的操行规范。书法家是“士”的一部分,他们除了具备高超的书写技艺,还应该兼具“士”的道德品格,否则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士人。《书缯卷后》指出:
    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什么是士大夫的“不俗”人格?黄庭坚解释说:
    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平居终日,如含瓦石。临事一筹不画,此俗人也。虽使郭林宗、山巨源复生,不易吾言也。(《山谷题跋·书缯卷后》)
    显然,黄庭坚的理想人格是儒家“士君子”的理想格式:坚强的意志,博大的胸怀,以天下为己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等。
    为什么书法在“笔墨不减元常、逸少”之外,还要追求人格的完善?“士”的风范社会的角色需要,这是黄庭坚品格理论的根据的一部分。在黄庭坚的其他书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黄庭坚并未把内修品格仅仅作为“士”的人格的一部分,他同时认为,内在的品格决定艺术境界的高下。《山谷题跋·跋东坡乐府》说:
    东坡造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
   《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说:
    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妍媚可喜处,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
    黄庭坚认为,苏轼书法境界所以高不可及,根本原因在其“胸次”高,也就是建立在广泛学习、“修炼”基础上的修养高深。而有—些书家,功夫不能说不深,但之所以不能免俗,原因也在其“胸次”不高。如编集《淳化阁帖》的王著以及北宋前期书家周越,黄庭坚认为他们的书法缺乏品位,关键在修养不够。《山谷题跋·跋周子发帖》说:
    王著法兰亭叙、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字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
    可以说,黄庭坚进一步发展和阐述了苏轼的“君子小人”理论,深化了北宋的写意书风的精神内涵。

二、从“入神”到“无法”
    与苏轼一样,黄庭坚也是一位富于创新精神的书法家。他曾多次指出,书法应该创新,“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其弟幼安曾向他请教草书笔法,黄庭坚说:
    幼安弟喜作草……来求法于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象,缘如纹纳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辄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书家弟幼安作草后》)
    同时代有些守旧书家,讥笑他作书“方军波戈点画一笔无也”。黄庭坚用了优孟假扮孙叔放的典故加以反驳,说:“若美叔则与右军合者,优孟抵掌谈说,乃是孙叔敖邪!”(《山谷题跋·题乐毅论后》)优孟学孙叔敖虽然逼真,但他毕竟不是孙叔敖。作为艺术家,我之为我,自有我在。一味临摹古人,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所以黄庭坚在许多场合提倡突破成法。
    但如果认为黄庭坚蔑视法度,这恐怕冤枉古人。从黄庭坚书论看,虽然他有时提倡“无法”,有偏激之言,但整体看,像苏轼一样,他实际上是尊重法度的。他反对的是拘于成法,不敢创新。这可以从他对颜真卿的评价中看出来。《山谷题跋“题颜鲁公帖》说:
    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其后杨少师颇得仿佛,但少规矩,复不善楷书,然亦自冠绝天下后世矣。
    所谓“为法度所窘”,也就是太拘泥于一般造型规律,个性化不够;“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这是黄庭坚极力赞赏的境界。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在创新与继承问题上,黄庭坚与苏轼是一脉相承的。在黄庭坚书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于那些完全背弃法度、狂怪露俗者的批评。晚唐书僧亚栖,应该说尚不属完全背弃法度者,只能说不得法,黄庭坚在题跋中多次对他提出批评:
    京洛间人传摹狂怪字,不入右军父子绳墨者,皆非长史笔迹也,盖草书法坏于亚栖也。(《跋周于发帖》)
    予尝见怀素师自叙草书数千字,用笔皆如以劲铁面刚木,此千字用笔不实,决非素所作。书尾题字亦非君谟书,然此书本不可弃,亚栖所不及也。(《跋怀素千字文》)
    书意与笔皆非人间轨辙,所谓无智人前莫说,打你头破百裂者也。书尾小字,唯余与永州醉僧能之,若亚栖辈见当羞死。(《李致尧乞书书卷后》)
    张旭的书法以狂放称,黄庭坚认为,张旭书放纵而不离法度是他可贵而为其他作草者所不及的地方。《山谷题跋》指出:
    颜太师称张长史虽姿性颠佚,而书法权入规矩也,故能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张长史行草帖多出于赝作,人闻张颠,未尝见其笔墨,进妄作狂蹶之书托之长史,其实张公姿性颠逸,其书字字入法度中也。杨次公家见长史真迹两幅,天下奇书,非世间隔帘听琵琶之比也。
    显见,与苏轼一样,黄庭坚虽极重创作自由,极不愿受古人成法约束,但对书法艺术的基本规律仍非常看重。唯其与古人站在相同的起点上,又加他拥有过人的天资和敢于创新的精神,他的书法才终得遥驾时流,登峰造极。
    黄庭坚对传统、法度的重视,还可以从他有关书法学习、创作的论述中看出来。黄庭坚认为书法学习的前提是临摹学习古法书。学习古法帖必须十分专注,要做到“入神”。《山谷题跋》曾指出:
    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
    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
    这里,黄庭坚向我们展示了他重视传统与法度的一面。表面看来这与他前面“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之说似相忤,实际上法度是创新的基础,因而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山谷题跋》中谈自己在书法上悟道过程,其中提到一句“学书四十年”。足见他在传统继承与创新方面追求的执着。

三、倡导“韵味”
    在宋代书论中,黄庭坚以重“韵”而著称。《山谷题跋》论诸家书,用得最多的即一个“韵”字。前引《山谷题跋·跋周子发帖》说“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这是著名的一段。其他以“韵”论书的还很多:
    少时喜作草书,初不师承古人,但管中窥豹,稍稍推类为之,方事急时,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识也,比来更知所作韵俗,下笔不浏离,如禅家粘皮带骨语,因此不复作。(《锺离跋尾》)
    近世士大夫书,富有古人法度唯宋宣献公耳。如前翰林侍书王著书乐毅论及周兴嗣千字,笔法圆劲几似徐会稽,然病在无韵。(《跋常山公书》)
    前朝翰林侍书王著笔法圆劲,今所藏乐毅论、周兴嗣千字文皆著书墨迹,此其长处不减季海,所乏者韵尔。(《书徐浩题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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