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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研究为书法留出位置——《简帛书法研究》述评
[ 录入者:人生如梦 | 时间:2010-12-09 11:43:08 | 作者: | 来源: | 浏览:2282次 ]

    近百年来,简牍学正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数十批次的简帛出土,为我们认识战国至于魏晋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些方面对于简帛文献的利用,也取得了许多可观的成绩。其中对于简帛书写的研究,也还往往局限于文献学、文字学的范围。从书写本身的角度入手,从书写理论乃至书法史的高度着眼,并取得符合简帛书法身份的研究成果一直寥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书法理论研究要让书法在当今社会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获取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应有的话语权。正如中国书法院院长王镛先生所言,书法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要“积极参与到当代艺术层面的对话中”,这有赖于书法理论的支撑和呼吁。而书法理论研究的触角必须伸入简帛材料的书写领域。汉字书写在简帛这一载体上表现得灿烂多姿,没有书法理论研究的介入,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书法院组织编写了一套《中国书法史论丛书》,其中就有《简帛书法研究》一册,收入当代书法理论家十几篇力作,在某种程度上说,从宏观到微观,触及到了简帛书写的诸多领域,有的文章深入细致,对简帛书写观察入微,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定创新,算是当代简帛书法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成果。

    简牍帛书的出土,对于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也改写和填补了书法史的许多关键和空白之处。《简帛书法研究》一书中收入的文章,就有宏观把握简帛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者,如张啸东的《20世纪新出土简牍暨简牍书署制度综论》一文,对百年来出土的简牍帛书资料做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并分楚系与秦系简帛进行分析,从宏观的角度辨明简牍源流,从社会制度的层面观照简帛书写,结合对两系文字书写特征的分析,做到了具体而微。更有关注简牍帛书书写在当代语境下的价值阐释者,如肖鑫《在历史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浅谈简帛书如何进入艺术视域》,主张在现代阐释学视角下来观看作为审美意指物的简帛书的现当代意义及其历史价值。所收论文多既能做到宏观观照,又能做到具体的分析阐述。姚宇亮《汉简中所见隶书的风格演化与分期》一文,对简牍帛书五个阶段的划分,可谓高屋建瓴,对每一时期的形式特征又能条分缕析,探讨了汉代手写墨迹领域的一般书风演变与源流脉络关系。这样的研究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对汉字书写的理论抽象,是对书法本体领域的占领,简帛材料是书法研究的文献,我们的研究却不是侧重于文献的考据,历史的钩沉。集子中还有如程鹏万的《说简牍帛书上的表识符号》,关注的点就很是细微。书法理论研究与书法史研究建立在对简帛材料的宏观把握上,又体现在对材料的具体分析与观察之中。《简帛书法研究》一书的编撰,注意了这一方面的引导,这样的理论研究导向应该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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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帛书法研究》收文数量不多,但选题的原则却很明确,几乎涵盖了当今简牍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有文献的考察,有制度的分析,有艺术的探讨。郭嘉颖对汉代两件帛书作品的考察,从礼仪功能的角度进行辩证分析,认识到《张掖都尉棨信》与《武威张伯升柩铭》两件古老的帛书文献在书法史上之于笔法的重要意义。文中对于礼仪制度下文献产生的背景分析是合理的。论文又不仅仅停留在礼仪文献的考索,而是基于书写的观察,这样,既符合作为行使礼仪功能的简帛文献的本来面目,又没有脱离书写材料对于书法本体的作用研究。张啸东的两篇文章,即前述的《20世纪新出土简牍暨简牍书署制度综论》与《秦汉宦学教本——早期习书的“法帖”暨其对“名家时代”书法的影响》都涉及到社会制度与简牍书写的关系的论述,后文选取《为吏之道》简为例,对“学吏制度”的习字教育所导致的秦代简牍书写风格的普遍社会性在时空方面意义的分析,颇见作者自己的想法。
    简牍书写与教育制度之间当然还是一种间接的关系,而对于简牍文书制度的考察就触及了书写形式的本身。王焕林、谭良田《里耶秦简的形制及相关书写问题考述》就在这方面做出了探讨。当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简牍学界已蔚然可观,但论述“相关书写问题”的文章却不多见。尤其可贵的是该文能在近年出土的里耶秦简的书写中发现鲜有人注意的一些问题,如对于“某手”的释义,对于简牍书写制度下书手身份的推断,对于里耶秦简多行书写格式与后来书法格局的关系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创见。
    当然,讨论简牍帛书书写与书法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书法界最应该做的事情。《简帛书法研究》中就不乏从艺术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论述的文章。比较引人注意者如肖文飞的《流沙坠简对20世纪初书法的影响》,王祖龙的《当代“楚篆”书法创作的反思与前瞻》。关注当下是任何学术研究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两篇文章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学术理念。肖文基于对碑、帖、简三者的认识,充分肯定了简在碑帖之争中发挥的客观作用,尤其对流沙坠简这一参照系的分析,对沈曾植这一20世纪初书坛关键人物的认识,体现了作者对于个案研究的掌控能力。王文对当代书法艺术创作中出现的“楚篆”书风进行了反思,这是难能可贵的做法,作者在了解了当今理论界对于楚系文字的研究成果之后,又对书法创作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于书法界对简牍的利用是极有参考价值的。当然“楚篆”书风的提出,尤其文中对于当今所谓楚篆书家的罗列,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从艺术的角度关注当下书坛的学术思维应该好好发扬。《简帛书法研究》正是在这方面有意辟出空间,不回避锋芒,不隐瞒争论。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推动简牍书法研究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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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书法研究的力度较于过去得到了明显加强,但深度的挖掘确实有赖于我们的继续努力。我们知道,任何学术研究,想要获得新的进展,除了新的材料的出现和利用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可喜的是,这次结集的论文让我们看到了有作者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王祥北的《从居延汉简看触笔的形成》就是很好的例子。作者注意到了“触笔”这一笔法现象的客观存在,试图对之做出源流考辨,纠正了“触笔源于折纸”的错误推论。通过对居延汉简书写的观察和分解,尤其结合对毛笔性能、特征与使用的深入分析,证据充分地表明,触笔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反映了汉字书写笔法的演进。简牍帛书在书写方面的价值在王文中得到了恰当的认同和开掘,这是当代简帛书法研究最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此我们想到,魏晋以后书法艺术中丰富的笔法形成是否可以追溯到简牍时代?中国书法艺术的因子是否真的在商周时代就已经蕴藏得很丰富?我们知道,现在出土最早的是战国时代的简牍,但简牍书写绝非始于战国。《尚书·多士》中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以简牍书写的典册只是至今未发现而已。那么,最古老的简牍上的汉字书写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同期的甲骨文墨迹已有出土,裘锡圭先生甚至认为,甲骨文是青铜铭文的特殊俗体,即是日常使用的书写体。(参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当今书法界对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学习已经蔚然成风,但从理论上做出新的视角的研究还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孙鹤的文章《里耶秦简牍书中所见后世书体之动机——书写方式对汉字形态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颇有创新之处。作者对里耶秦简做动态观察,而非静态描摹,虽然也是对汉字形态进行分析研究,却完全有别于以北师大王宁先生为代表的汉字构形学的静态研究。孙关注的是书写过程,是书写者的心理动机。作者把切入点放在汉字书写前与书写中,而不是成形后的考察上。对每个笔画的形成与各个笔画之间的组织上,分析出毛笔使用过程与汉字结体过程对于汉字形态的决定作用。通过细致的解剖,文章深入到每一种字体形态构成的特点,甚至于每一个笔形及其相互组合的特点,而且不忽视这种形态的形成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商周文字字形演变的链条上找到了里耶秦简的位置。
    《简帛书法研究》尽可能收集到简牍帛书与书写有关的各方面的文章。书写材料对于简牍书写的影响,笔制与简牍书风的内在关系,章草原生态时期在简牍书法字体风格演变过程中的认识,都有所涉及,也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当然,从书写的角度研究简牍帛书,还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譬如简牍帛书字体造型(非构形)的研究,简牍帛书分地域、分时期的比较研究(是否可以称之为简牍比较学),简牍帛书书写技巧的深入研究,等等,我们期待着有更多更好的视角、方法出现,期待着更深更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与全国其他书法艺术研究机构和专家一定会在这些方面做出更令人欣喜的工作。简牍帛书,理应为书法留出位置,让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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