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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书法文化区研究
[ 录入者:烟雨天涯 | 时间:2011-01-05 14:22:15 | 作者:吴慧平 | 来源: | 浏览:3117次 ]

 摘要:书法文化区的划分是书法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文化地理研究与其它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本文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文化区进行划分的基础上,对江东书法文化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文化区划;江东书法文化区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文化分区简介
    对于文化区的划分,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的着眼点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划分方法,一般而言,不同领域的社科学者基本上上从自己所属学科的学术取向去作各自的探索。对于文化地理学家而言,中国文化区的形成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地理环境、历史发展以及上述二者相结合而形成的历史区位关系。川而对于地理环境而言,尤以气候和地貌条件最为重要。对于孕育了灿烂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来说,气候的特征,对人口的分布有着巨大影响,进而对中国文化的区域差异发生重大影响。明人冯应京曾加以论述:“中华地三分;一自汉蜀江南至海,二自汉江至平遥县(今山西太原南、汾阳东),三至平遥北至蕃界、北海也。南方大热,北方大寒,中央兼寒热。”Lzl现代科学主要根据气候条件,将中国自然地理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三个自然景观区。1935年胡焕庸提出,从黑龙江省缓浑(现名黑河),向西南到云南省腾冲一线,是中国人口分布的鲜明分界线。1933年线西北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只有全国的4%;线东南面积约占全国的36%,人口却占到96%(当时的中国版图尚包括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上述现象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明显改变。可以说胡焕庸线已经成为中国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的分水岭之一,对文化区的划分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发展在文化发生、演化过程中,也具有重要影响力。历史在空间上的一系性和差异性,会导致文化区域的变异。如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岭南文化等均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相互作用,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期地理区位的不同意义,就会形成相对意义上的区位条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区位条件是可以转化的。如在原始农业时期,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更适合于耕作业的产生和发展;随着
农业技术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江南的自然条件日益显示出其优势,区位条件便发生了转化。
    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书法文化,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各地、各代表书法群体在文化选择上表现出一系列共性特征,由此形成了中国书法文化的共同
特质和传统。中国文化所赖以形成的时空因素因其空间广大,土地辽阔、地形复杂、地貌、气候多样为其内部各个区域性文化提供了先决条件,使其能在统
一的传承下有着多样的文化选择。因其历史的悠久从而给各地区积累自身的书法传统,强化自身的地域民族风格方面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在这种“水平性”
和“垂直性”共存的时空条件下,一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是在此基础上呈现的各具特色的自然、社会环境和地
域民族传统下酝酿而成的五彩缤纷的区域性文化。统一多样,和而不同。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分布、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也成为我们采用“分区描述”的出发点。作为书法文化区的划分而言,对于书法文化区的研究可以从以往的字体、书体、书家研究的单一模式摆脱出来,以区域的空间分布为前提,让字体、书体、书家各自还原到他们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去,进一步考察它们与其它文化现象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政治因素等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这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肯定会有血有肉,生动丰满。如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便是采用的这样一种研究方法。
    书法是一门极具文化特质的艺术,它几乎和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果从区划的角度而言,对书法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地理环境、
政治、书法家群体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有着风格起源、传播、交流与整合的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时代也是一个书风兴盛、地域风格明显的时代。从历
史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论及此期,无论是对于历史文化地理学还是书法断代研究的深人,都应该有着典型的意义。按照谭其嚷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为参照,我们以西晋太康二年(281)为标准政区年代,同时作为标准的区域范围。[3]按照书法文化区划的有关原则划分出若干各自相联系而又特色鲜明的书法
文化区域综合体,借以反映魏晋南北朝400来年书法发展的情况。当然这种划分尽管有多少的所谓原则在里面,但还是避免不了人为的主观因素。正如周振鹤
所强调的“文化区的划分的确带有某种任意性,由于研究者的视角不同,而可能有不同的划分方案”;具体到不同的文化因子,“夸大一点说,简直是有多
少文化因子,就有多少种文化分区”[4]因此本文的划分也只是一种参考,一种大胆的尝试而已。
    由书法家籍贯的考定,我们制作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家的籍贯分布表,根据籍贯的分布,绘制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家籍贯的分州统计。如果我们以图表的形式来反映统计结果,则为如下:

6.jpg

8.jpg

  我们若打破州域的限制,主要按照书法自身发展的繁荣程度,书法家分布的集中程度,各地区书法家的分布等因素;同时参考了自然地理、经济类型、行政区划等原则,把魏晋南北朝时期划分为以下几个文化区:江东书法文化区、河淮书法文化区、河北书法文化区、河东书法文化区、关陇书法文化区、河西书法文化区、江淮书法文化区及其它书法文化区[6]
    二、江东书法文化区研究
    这里所谓的“江东”地区,不完全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自然地理概念上的“江东”,主要是指今芜湖一长江一线的以南地区;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长江此段为西南南一东北北流向,从秦汉到到隋唐,一直是长江两岸来往的主要渡口。从中原来的人视渡江为往东,而不是向南,故称芜湖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lvJ东汉末年,孙氏割据江东建立吴国,因而江东又常用以指吴国。这里所指用“江东”概念,主要指今苏南、浙北及苏北沿江一带,从行政的角度来说,则苏北沿江一带,西汉属徐州广陵国,临淮郡。苏南、浙北西汉属扬州丹阳、会稽二郡,东汉增属昊郡,孙吴增属毗陵典农校尉,西晋再增吴兴郡、东阳郡,并改毗陵典农校尉为毗陵郡。南北朝时期设立了许多侨郡和侨州在此。
    从统计资料来看,江东地区无疑可以和河淮地区比肩。三国时书法家9人,西晋8人,东晋19人,南北朝87人。次于数倍于江东地区的河淮地区,如果算其密度,毫不逊色。从书法家的集中程度来看,三吴(吴兴、吴、会稽三郡)是其集中之地。在总人数为123的书法家之中,三吴之地占了74人,分别为34, 22, 18,其次便是丹阳郡14人。从南北朝开始,江东地区的书法发展程度已经超过了河淮地区,书法家人数由东晋的21人上升到87人。在梁庚肩吾的《书品》中收录了15人,把其它地区落下很远。江东书法的兴盛有着诸多原因。
    魏晋时期,江东书法就已经相当发达。仅次于面积数倍于江东的河淮地区。若从密度尚来比较,并不亚于河淮地区。在自然条件与经济条件方面,拥有长江三角洲和宁绍平原的江南,一直属于值得称道的地区。春秋末,吴越两国盛极一时。战国春申君曾在吴地兴修水利,修筑道路,大建粮仓,发展当地经济。西汉前期,吴王l}在治内治铜铸钱,煮海为盐,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东汉末,孙氏割据江东,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提高生产技术,以至人口倍增,都市繁荣。史载:“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阁刘宋时东南已有大批粮食作为商品投人市场,所谓  “自淮以北,万匹为货;从江而南,干解为货”。[9]南朝末已经是“良畴美拓,畦队相望”,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与北方洛阳相提并论的文化中心江东的建康(治今南京),东吴时期,称为建业,晋灭吴后,曾改业为邺,建兴三年(313)因避憋帝司马邺的讳,改名为建康。东晋、南朝时期皆为都城,故有“六朝都会”之称。正如洛阳为中心的书法以魏碑为特色一样,东吴时期,以建业为中心,形成了有别于中原书风的所谓“吴士书”。晋郭洪((抱朴子》外篇卷二六《讥惑篇》指出,当时江南人纷纷效仿洛阳风气,主要集中于书法、语言、哀丧等方面。他说:“吴之善书者则有皇象、刘篡、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如中洲之有钟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并有古体,具足周事。余谓废己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不可须也。”而《三国志》卷六三裴松之注引《吴录》云:“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时有张子并、陈梁甫能书。甫恨通,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葛洪本身乃吴人,对吴地书法比较了解。两书作者均以吴书与中国之书立论,显然可以看出,吴书与中原书法的差异。因此王僧虔在《论书》中才会说:“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校其多少。”除了文化中心之外,历代帝王的积极参与与大力提倡是江东书法发展的又一原因。南朝齐梁之际,以兰陵萧氏集团最为典型。兰陵萧氏之善书始于刘宋时期,梁乃大盛。统计资料显示,齐梁之际,有书名的竟有23人之多,完全可以与王氏家族媲美。虽然其以南兰陵人自称,但是因为其生长地和影响均在江东一带,算得上是江东的书法大族了。萧氏家族传承书法,比其它家族有着更加优越的条件,可以利用政府的力量收集法书名帖。号召力很强,而且他们个个身体力行,周围聚集了一批文雅之士谈文论艺。互相切磋和影响,形成了以萧氏家族为中心的儒雅家族联合体,领导了当时书法风尚的潮流。萧氏善书的事迹有很多:如齐高帝萧道成,笃好书法,曾与王氏家族的传人王僧虔赌书,一争高下。Iol齐高帝第五子武陵昭王萧哗,因学
书无纸笔,经常用手指在空中划,擅长篆书。U}}齐高帝十二子江夏王萧锋,性好学书,无纸札,就在井边学书,早晨起床,利用窗台的浮尘来练字。南郡王萧
昭业也擅长书法,对武帝说:“臣书固当胜江夏王。”武帝曰:“阁梨第一,法身第二。”阁梨与法身分别是萧锋、萧昭业的小名。【川梁时萧氏也都善书。尤
其是梁武帝,在当时书坛具有扭转时风的作用,对王羲之书法在南朝的确立功不可没。永嘉之乱后,北方的士族大量南迁,侨县郡县的设置大多在扬州荆州
一带,北方的书法也随之南传。琅娜王氏、陈郡谢氏等书法世家的南迁,为此地书法增添了活力。尤其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不仅引导了书法潮流,而且
完成了书体上的变革。成为影响当地书法,书法史最为强大的力量。
    江南优美的自然风景也无疑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派书风的兴盛。三吴之地经济发达、环境优美,此地成为文人聚集的场所。王羲之的书法便是一个
明显的例证。“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者。”“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庚翼、都倍,造其末年,乃
造其极。”[13)按羲之末年主要活动在三吴地区,除了“人书俱老”的因素之外,自然环境对王羲之的行书的影响是明显的。南方秀丽的自然山水孕育了行书的
灵动和典雅,秀美飘逸的行书更加适合这山水秀丽的三吴地区。两相结合的结果使得王羲之书名大胜。南朝后期江东书法慢慢走向衰落,书法的衰退应该说
与侯景之乱有直接关系。侯景乱梁,建康由盛转衰。随军平陈之后,为了阻止南朝东山再起,下令“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置蒋州”。[14]书法
艺术失去了赖以存在于发展的环境,书法也随之衰落。唐代的时候,才开始转盛,此乃后话。
    江东书法在吴地书法的基础上,随着政治中心的南迁以及大量北方士人的举族南徙,从而把北方的书法带到了南方地区,又通过王羲之、王献之等一
些著名书法家的变革,形成了以新体书法行书、楷书、草书为主,风格妍媚秀丽,和北方中原书法迥异的书法文化景观,从而真正实现了书法文化中心的二
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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